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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了!
（作者置顶）
零五年第七期《读书》、第四期《天涯》读后
应怜屐齿印苍苔
应怜屐齿印苍苔
现在，我还是站在我区区二十二岁的中间，我还没有说出“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那种据说分开和关怀了两个世界的伟大话语。现在，我所执著的还是我的小小文字，在经历了不多的离别或者爱恋之后，在我尝试回过头去回忆我的居身之所、过往之人的时候，我只是希望这些文字变得更加慈悲。它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世界，我在其中，你也可以看。我说不清什么时候是隐秘的，什么时候又是公共，而什么时候我又下意识地说了谎话、做了伪饰。穆旦有诗：“活着是艰难的，你必须打开一扇门”。可更多的时候，我却是“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然而，也许，能够“应怜”便也够了吧。
我的很多朋友，都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既沉迷于那些天才文字的缥缈的灵性，有着对于感受力的尖锐的追求，却又常常对于社会历史的变革揪心不已，愿意在那些粗暴的层面停留自己的生命。或者换句话说，在我表达了我对于现代文学过分的爱好之后，他们无法接受我对于社会学的钟情。我现在试图回过头去，寻找或者说是演绎其中的原因。但生活只是过往，只是在我此刻键盘的噼啪声中难抑制的过往，而记忆选取的只是可靠和不可靠的碎片而已。并且每一次的选取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从不记日记，用文字把它们固定下来也是徒劳的。就像长江里的水，你取了千瓶万瓶，也无法自信地说那就是长江水，这是归纳的尴尬，这是能指面对博大的所指时所显露出来的苍白。所以，我只是尝试回忆，你不必当真，也许“应怜”便也够了。
我出生在乡村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里，虽然这个阶层概念意味着它的绝大多数的成员都不能不是普通的。但我敏感的视角总是希望能够透过那些千篇一律的生活和话语寻找出一丝波澜。然而这并不容易。我的父母都是极为传统的人，甚至逐渐有了些不合时宜，这种变化总是促使我去思考他们的命运和其后的背景。于坚曾在《棕皮手记》中谈到：“多少年来，我一直都住在翠湖北麓的一个大院里，从未搬过，那个大院也从未改变。但门牌倒变了五次，翠湖路2号、翠湖北路1号、翠湖北路25号、翠湖东路3号。以至邮件也收不到了，就像一个人周围的人都变了，只有他没有变。于是昔日那些认识他的人再也找不到他了”。在我父母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它又意味着什么？他们都不识字，在过去，这本是一个平常的标签，然而那标签的名称却十分有趣：没文化！透过这个骄傲的标签，我不知道自己有否资格在这里说文化是专横的，是垄断的，是知识阶层的专利。最初，是分工上的分裂导致了阶层的分裂，而难免，他们又需要维持这种分裂。然而，最漂亮的逻辑转换还在于当需要批判时，却是那些没文化的人也要包含在内的，并且常常是他们来承担主要的罪责，比如愚昧，比如落后。那只贴标签的手确实是让人羡慕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诱惑构成了父母劳顿一生共养我读书，而我也确实对于观察社会和贴标签有着独特的兴趣。虽然他们只是在角落，虽然他们微不足道。
从我记事起，在我们那个乡村，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再取决于它的道德声望，甚至暂时还不取决于经济实力（因为差距无论如何都还不是太大），而是取决一个人的生理力量以及他所背靠的团体的力量。这个团体，那个时候还主要是家族，随着近年来家族伦理的崩溃，兄弟反目的反而多，逐渐被朋友、结义兄弟的形式所取代。遗憾的是，我所在的家族恰好人丁单薄，父亲虽然精明能干，从年轻时就开始打理邻里的大小事务，从红白喜事到耕种的协作。然而，父亲的态度总是谦卑的，总是有求必应而勿求于外，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忠厚柔弱的性格，另一方面却也是要求得安定，为我的成长求得一个平安的环境。这种特殊的恩赐和期待投射在我的生命历程之上，显示的则是一种敏感和焦虑。
而我在一开始便显得和别的孩子有些不同。我总是愿意去想一些虚无缥缈的事，从蓝天到死亡，甚至在和那些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我也常常试图去猜测他们在想些什么。所以，我其实在一开始就没有彻底的无忧无虑过。但耽于沉思也影响了我的坚强，这反过来让我的父母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屈辱，因为他们看不到我为他们翻身的希望，却又不得不为我铺一条更长的路。
在我的阅读构成中，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是我的秘密的书架，由于没有向导，也基本上找不到书，所以我的阅读像野草一样杂乱，杂乱而荒芜。甚至一次次要为无书可读而发慌。而且，我从来不会一本正经地在书桌前读书，实际上也没有书桌的概念。我在饭桌上读，躺在床上读，钓鱼的时候躺在芦苇丛里读，掰蒜的时候放在柳筐梁上读，还有上厕所的时候读，甚至还有一次我是在别人家的厨房里发现并在那里读完了《射雕英雄传·铁血丹心》。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则纯粹是在课堂上读完的。这种读书的方式一方面保持了我与外界的关联，不息的干扰、互设，读书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活动，而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一直没有任何厌学的情绪，我会在书中寻找乐趣；另一方面这些读书填补了我那个年龄的无数个白日与黑夜的漫长的无聊，幻想很多，无处可发、可谈，只好读书，所以后来我大概一直不算太无聊，也不再把幻想向外发和谈，我有自己更信赖的方式。另外，这种看似密集的读书方式，也给我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就是大家都夸我很勤奋，这种骄傲既充实了我，也支撑了父母的希望，所以他们在买书方面从来不吝惜他们的血汗钱，虽然他们不太能够理解那些薄薄的纸页怎么就夺走了他们几个日夜的劳动成果。
但是这些书只是我的乐趣而已，是完成课业以后的填补。乡村中小学的老师水平有限，所以课业也不难，为了维持尊严，他们就在量上做文章，但我每每完成得很好，便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不再检查我的情况。我最喜欢的课程，先是数学，后是物理。所以小时候我的偶像是数学家杨乐以及欧拉。而后来则是喜欢爱因斯坦。关于他的许多呆和笨的传说一度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后来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天才的执拗。
这种学习经历一方面促使我在枯燥而无聊的生活之外构筑一个新的世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对现实展开思考。我想我是追求美的，虽然这个词仍然是一个过于艰难的概念。但我有许多美好的愿望，想去看和做，或者仅仅是看。我见过的外在世界还不太多，这使得我的内心世界一直以来还能够和它保持平衡，甚至比它多一点，如果有一天我发现外在的世界太过于博大，让我慌乱，我就会让自己慢下来，让空间静止，等待内心生长，不妨称之为“以时间换空间”。我喜欢那些华丽的东西，那些满溢着才华的东西，浓彩里面是生生不息的延展的可能，就像无边的森林给探险者所带来的希望。你由此知道生命不绝，仍然有许多东西值得看一看。而随着成长的铺开，随着外出求学的火车，外在世界在我的面前猛然撕开，我开始观察和思考在这些铺展开的道路上所存在的不休的流动和慌乱的命运。我开始讨厌那些名言警句式的论文或文论，它们像岩石一样显得既空虚又丑陋。我开始把自己的阅读一方面指向那些华丽的哪怕是碎片，我可以为《墙上的斑点》发呆，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伍尔夫是谁；另一方面则在大的思想宫殿里游荡，就像小时候一次次开始的那样，我希望能够准确地找到别人家的犁铧、挑逗别人家的猪和羊，或是点燃人家用来盖新屋的芦苇，我悄悄地追随在那些大师的后面，翻动他们的私产，我偷了他们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我和他们说话，只是自言自语。一度，我十分迷恋于这种状态。我试着读过一点哲学的东西，但他们一般不太谦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犁铧很久没有磨了，也试过看一些政治学、经济学的东西，但他们的屋子有太多的人来瞧，芦苇都有些潮湿了。后来看了些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的东西，那么杂，却又那么有秩序，猪是用来过年杀的，而羊则要等到正月以后，你明确地知道它们的去处，然而你又亲手饲养它们，和它们一起磨蹭完可以计数的日日夜夜。你知道很多东西是速朽的，它们或者只是挨到过年，或者还能看一眼宫灯，命运在你的手中像念珠一样一颗颗地滑落过去，枯燥的日常和无聊的社会原来也可以像那个幻想中的世界一样，踏踏实实地殒灭，并因为你含着泪眼观看（据说是研究）了这种殒灭而变得无比美好。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选择的是踏入社会，没能在刚刚闻到最轻微的青草气味的学院之路上前行。虽然有种种理由可以把这种想法兼顾着，但生活方式和心态最终是改变了的。不过我总想起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提到的期待，即使无法在这个领域做出不羞愧于人的成就，但那种对于社会不同阶层的关联域的期待以及透过个人的焦虑看向更远的思维方式仍然是于我有裨益的。在大学期间，我曾经试图将阐释学、社会学和文学的一些相关的部分结合来看，它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它们对于社会发展和人们幸福的萦心都让我感喟不已，我希望它们能够给今天已经越来越专业化的人们带来更多宽厚的安慰。也许它们叫做“感性社会学”，想想那时候还没有像样地看过这三行中的多少经典，胆子真是大极了。
而哪一天，我会回头骄傲地说，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吗？可这一天是哪一天呢？是永远后面的那一天吗？
“挺住意味着一切！”似乎暂时只能是这样了。
2005-7-30
七月三十·云彩
昨天写完那篇博，以为今天要忙的，结果到晚上才拿到稿子。所以一天都在等通知，手机像个不定时炸弹，命运像是斩监候。
只是上午开始了一篇《应怜屐齿印苍苔》的写作，梳理一下自己的痕迹。下午等稿子时鼓弄了一下飞腾，那天自己做本书玩玩。
晚上回来和张嘴同志吃饭，扯及几位女友事，颇多感慨。
虽然才立秋几天，与家里比，也确乎像是秋天了，早晚穿长袖也不算夸张。
最近的云彩比较漂亮，许是天气变化多的缘故，亦许是心情比较闲适。没法形容了，反正消受了。
呵呵笑我，我笑呵呵
按照计划，这个星期应该是紧张的排版校对。所以并未准备做些其他的事情。但没想到工作进程被严重地拖沓和延缓了，以至于明后天都要加班。然而拖沓所空出来的时间的大大小小的裂缝，竟也没有被见缝插针地填满。这些天总提到工作是无聊的，看冉云飞的博客，竟然也在对有许多工作要做而愤怒，不过人家又出了新书了，心里不禁痒痒的。看看他的参考书目，大多竟是我想看的，可真不知哪一年才能开始看。
空出来的时间主要是奉献给网络了，处理些邮件，第五十八次、五十九次地关注萨穆埃尔、菲戈去没去国际米兰，要是阿布的脾气，早就不耐烦了。据说肯扬，这个当年以做生意精明而著称的曼联的执行官，自从被阿布挖过去后，就成了签字买单的笔杆了，空富一身砍价的本事，却是用不上。海明威说，富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更有钱。纵使鬼精灵一般的肯扬，也终于要在这个大白话一般的真理中懈怠下来了。真是咄咄“趣事”！
之所以不是怪事，当然是因为见怪不怪了。又有人跪狗了，富翁的孩子们出来玩一玩，就叫精英夏令营，有什么办法呢，还会有的。这是两个根本不相关的群体，两个世界！却偏偏，那个据说是精英、强势的群体却还要向那些弱势群体乞讨呢，圈人家的地，扣人家的工资，只是这乞讨的方式具有专利保护罢了。网上出来了一个富家子弟致穷人孩子的一封信，大意是，你们那么穷，就别来和我们抢着上大学了，以后和我们比较得多了，又难免生出些心里障碍。你们吃苦惯了，再多吃一点无所谓，我们父母却丢不起这个人。他没有想起说的是，若是这些穷孩子退出竞争，大概考试分数也不会那么高了，老师也不敢随便体罚这些学生，素质教育早就实现了。看来这些富家子弟诡辩的本事还不是十分高。
可这些事也实在是多了去了，看着就只剩笑料了，《海上文坛》卷首《绯闻》栏目的作者叫做“朱如此类”，我也只好乐呵呵地对着这些人说一句悬在空中的词：“诸如此类！”
懒云窝曰：“我笑呵呵，呵呵笑我”。
忽然想起，很久没有看古典那一块的东西了，心里干燥得很，上周看《读书》《天涯》，最近陆续写一些读后感，曾有一个题目就是《枯萎的灵魂和干燥的社会》。普希金曾写过一首关于枯萎的小花的诗，可我似乎连那片小花的希望竟都没了，反而回来想做一点踏踏实实的资料的整理和阅读。但并不是总能这样的，看《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写法竟是满含着感情的。本来上上个周末就计划看完的，一直拖下来，这个周末还是够呛。
刚刚翻了翻余世存的《重建生活》。张嘴同志以此命名了他的博客，每天写点“小人物日记”，点击量竟然很高，看来日常生活的态度还是可以期待的。我是很喜欢余世存的，但这本集子的含金量并不是很高。《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算是经典。写王小波，写穆旦都没写得太充分，缺少兴奋点。反而是写一位叫做王毅的女老师，悄然显神采。编辑日记还是比较好玩，能看到作者谦逊的成长。其中和萧功秦先生谈到知识分子状况部分，平静而又耐人深思。“相互之间竟不打招呼。知识者的失语症到了如此地步，竟连家居伦常的交流都失去了”，“人们的分化很明显，……分歧的人们不争论，各说自说。”“王焱把不同的社会思想分为三派，……自由主义想通过经济改革，建立立法，最终达到宪政；威权主义的思想，是想重新建立士绅社会，这种士绅社会的建立与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后者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前者是要在理性条件下建立这样的社会。另一种思潮是新左派，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优厚现代化、新马、激进女权主义等多种形式，总体上有两种表现：一为清谈型，但客观上维持了现有体制的正当性，一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铲平中间层，是高度集权与芸芸众生的结合，是要制衡中间阶层。王焱说，中国社会面临选择。但是，选择了的学者们却互不沟通，不寻找一种存在的约定和共识”。最要命的是，“知识分子对政府、对体制无丝毫影响。俞说，体制内已生成了一批新的政治精英，他们自信，按自己的逻辑行事，无视知识精英的存在”。“分裂，或分化是如此绝对，使人怀疑中国是否还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我们平日里说中国如何如何，不言自明的先验前提是中国是一个有头脑的活的行为主体，现实却是，中国只不过是想象与混乱的结合。”其实，又何止是这些所谓的精英们呢，在整个社会，各个阶层之间都缺乏令人平静的沟通，社会的关联域薄弱的几近于无，某些宏大的命题在这之间恣肆地穿越，愈发使人倦怠和绝望。而波普尔在世纪初所阐述的那些关于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常识，却在此时的喧嚣中依然显得卓尔不群，但也仅仅是卓尔不群而已。有话语权的人所期待的不过是奈保尔的那句天才的小说开头：世界如其所是。而更可怕的也许是：如果现实不靠近理念，就让理念变成现实。
谈邓小平的部分也是十分精彩。限于篇幅，不再多述。
前面说“很久没有看古典那一块的东西了，心里干燥得很”，但也有不愿意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和“乳汁”的，比如穆旦。余世存说他“抛弃了一种情感琐细出的纠结，一种狭窄天地里的小小悲欢”。穆旦的人生经历实在是让百年来的所有文人相较都不免暗淡的。
“活着是困难的”。
“爱着是困难的”。
“你必须打开一扇门”。（穆旦诗句）
2005-7- 29 晚
卜桦最新作品《一》
关于这个作品:
本片的线索:一个人的一小段内心世界,每个人都是很多人的综合体,有很多矛盾的面,它们来自同一个人.他/她们是同一个人! (文件较大,仍然放在网络上,是为了感兴趣的人可免费观看.)
关于影像:影像的另外一种用途,不讲故事,不下结论,影像本身的意向和产生的感受,是文字或是其他艺术门类无法企及的.’幻想’,’胡思乱想’与’真实感’之间有隐密的契合点.就象绘画已摆脱以模拟自然为标准的阶段,绘画元素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由解放.影像自由的时代在’这里’迟早会到来,并且向早该如此一样自然而然.
关于日常生活几则
最近看一些朋友的博客，都是些琐碎无聊的东西，却很有感触。加上自己这半年的经历。于是总是在想这个日常生活的意义。想得不好，于是抄书。这次抄的是于坚《棕皮手记》中的一些条目，有一些只是相关，并不完全服从于这个目的。
在我的电脑里，没有乳房、阴茎、手淫这些词，我每次都必须创造它们，一个一个输进去。有“十年动乱”、“反动势力”之类的词，难道它们比“裸体、乳房、阴茎”之类的词对于人生更有效么？
秋天的底下停着一辆失事的汽车，它的脸上飞翔着鸽子，就像蚊子，飞过我的眼帘。
每一个诗人的背后都有一张具体的地图。故乡、母语、人生场景。 世界地图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永远只是知识，只是从书本上背下来的东西。而诗人的地图，必须来自实地的测量。空气、地形，河流的流速，山峰的海拔。其实诗人不过是一个土地测量员。乔伊斯乃是都柏林的土地测量员，他真的为了小说的准确性而测量都柏林市的河流。卡夫卡测量的是布拉格。特殊的是测量者的尺子，在乔伊斯那里，测量工具是拥尤利西斯的肋骨制作的。而在卡夫卡，任何测量都是与一座城堡面积有关。
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日常生活的状态和态度，20世纪，中国变成了一个“在路上”的社会，变化成为衡量事物的尺度，相反西方在许多方面，显得保守和一成不变。例如建筑、日常生活。卡夫卡关心的问题与我不同，我必须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寻找那基本的不变的东西，变化对我的写作是灾难性的。在这个国家容易的是标新立异，原在的东西被视为落后，真正的写作要敢于落后。
中国已经没有傲慢与偏见之类的东西，傲慢与偏见是革命的对象，而卡夫卡是在其中成长的，他反对的是傲慢。纳粹德国消灭的是犹太人的肉体，但并不消灭他们的对于生活的价值观。荷兰《安妮日记》，她的恐惧是生命被灭绝的恐惧，而不是对性、对欣赏巴赫音乐的恐惧。“文革”导致的恐惧是后者，是对生活的恐惧。生活的恐惧和生活的恐惧同样可怕，但人在其中，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安妮可以写一部如此美妙丰富、自由的日记。而在“文革”时代的中国，这样关于对生活的热爱的日记一部也没有，那些最大胆的日记也充斥着革命的陈词滥调，似乎人们在最隐秘的思想中关心的也仅仅是革命。
这世界太有意义。诗歌模仿自然，就是模仿自然那种无意义的力量，那种无言，令人闭嘴。
家园何在？这个词的本义无人理会，人们倒是拼命的在它的隐喻上去接受它。家园何在？我以为它就栖居在中国人日常的现代汉语之中。它是能指那些我们的存在真相的话语。在中国今天很多诗人的作品中，存在是被乌托邦话语所遮蔽着的。我们仍然生活在麦地里吗？这种诗歌以诗的腐朽的美学遮蔽着存在的真相，让人们在存在的丧失中诗意地憧憬着，直到最后一块麦地也彻底丧失。
我们已经养成了只关心远方的思维习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从这种潜意识出发写作的人太多了。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家具，自己的老椅子上由远方的山冈投射到一个晚餐桌上的光线。
失去的时间，不在于它的意义，不是年华，而是那些无意义的部分。正是隐匿在年华后面的灰暗的无意义的生活组成了我们几乎一辈子的生活。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使自己的一生成为有意义的。语文教师布置作业，题目多半是：记有意义的一天。这种教育构成了我们的回忆的基本结构。文学也通常只为有意义的部分提供能指。而有意义的，又往往是意识形态所批准的部分。这是人们往往丧失了对无意义的、私人生活的记忆，……革命使得所有的记忆都成为急功近利的历史储藏库，失去的时间根据它的意义的深浅，仅仅留下那些“前进”的时刻。即便是那些号称个人写作的东西，我看到它们仍然是基于一种集体记忆的。
我能够回忆起我在1984年失去的某个日子吗，我不能，因为那一年相当平庸，没有什么非凡的大事可以把某一个具体的时间联系起来。我的记忆从不指向那些存在于时间中的具体的事物，光线、气候、家具的色泽、食物、器皿、一只猫在十点十分越过电视机和紫色的法国花瓶之间的空出的瞬间……我看见了，但它们不作为有意义的生活进入我的储存库。我视而不见，我的记忆就建立在这对大量的日常琐事的视而不见之上。……在自己的家里生活了一生，是什么使得我连一把椅子，一个烟灰缸的样子都回忆不起来？